8月的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 多彩中华”特展区内人潮涌动。黄玉C龙、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鹰顶金冠饰……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金器，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观展。作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的核心特展，该展览自5月18日至8月31日，汇集全国50多家文博单位的380多件/套金玉器文物，珍贵文物占比达七成。
“本次展览采取器物展示与精神阐释相结合的双线叙事模式，展品以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为主，分为玉出东方、金玉并重、金玉交辉、华彩纷呈、金玉满堂五个主题单元，对应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春秋至秦汉、魏晋至宋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该展览布展组组长云彩凤介绍，“展品风格从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质朴浑厚，到夏商周青铜器的雄浑大气，汉唐金玉器物的华贵灵动，再到明清工艺的精湛繁复，生动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风貌与文化交融图景，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鲜明特质。”
玉出东方
步入第一单元“玉出东方”，新石器时代玉器映入眼帘。“我国玉石资源丰富，旧石器时代，人们玉石不分，仅将其视作制作工具的原料。在此过程中，质地坚韧、色泽温润的‘石之美者’逐渐脱颖而出。进入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社会分工细化、精神世界日益丰富，玉器慢慢脱离实用功能，演变为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独特器物。”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展览策展人郑承燕说。
中华民族历来崇玉尚玉，玉文化自新石器时代发端，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标识之一。在漫长的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诞生了小南山、兴隆洼、河姆渡、红山、凌家滩、良渚等一批标志性玉文化遗存。其中，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墓葬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玉器随葬品，也是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明。
展区陈列着一批代表性文物：兴隆洼文化人面形玉饰、河姆渡文化玉璜、红山文化玉蚕与勾云形玉佩、良渚文化玉琮、肖家屋脊文化玉獠牙神面牌饰等。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并称“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其中，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至5000年，覆盖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红山文化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用玉制度，出土玉器主要分为动物类、装饰类、生产工具类、人物类以及特殊类五大类，其中玉龙、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等最具标识性。”郑承燕说。
红山文化玉龙主要分为C形玉龙与玦形玉龙两大类。展厅内，一件C形黄玉龙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玉质温润，通体呈黄色，头尾部泛有赭黄色，高16.7厘米，通体卷曲如钩，双眼突起呈C形水滴状，龙背处钻有一圆孔，可供穿绳悬挂。“这件黄玉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巅峰之作，一级文物，也是中华龙图腾最早的实物雏形之一。器物造型古朴雄健、雕琢工艺精湛，为研究中国龙文化起源和史前宗教信仰提供了珍贵实物例证。”郑承燕介绍。
金声玉振
步入第二单元“金玉并重”展厅，青铜时代的鼎、簋、尊、卣等青铜礼器与戈、璧、圭、璋等玉礼器相映陈列。“值得一提的是，黄金冶铸技术逐步兴起，金器大多以金片、金叶、金箔、金饰等小件形式出现，金玉并重的文化格局日渐成型，成为早期中国礼制文明一项重要特征。”云彩凤告诉记者。展区内，一级文物“鄂君启”金节、镶松石金饰件等一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
商周时期，地处我国西南的古蜀文明形成了以金、玉为核心的礼器制度。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金杖、玉璋、玉琮等，便是这一独特礼制的生动见证。其中，展厅内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的一级文物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格外引人注目。“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57件青铜人头像中，仅有4件戴有金面罩，规格等级极高。这件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将黄金与青铜巧妙融合，面罩右额、下颌略有残缺，脑后发笄脱落，仅留两处长方形穿孔，虽历经岁月有所残损，但依旧能感受到它当初庄严神秘的风貌。”郑承燕介绍。
青铜时代，出土玉器同样品类丰富。展厅内，出土于湖北苏家垄遗址的“夜光璧、明月珠”玉器组合格外珍贵。其中，明月珠又称曾侯珠，大小宛如乒乓球，灯光之下通体碧绿通透、质感温润，宛若美玉。两件器物刚发掘出土时样貌朴素，一度被误判为普通石块，直至灯光照射下碧色光泽骤然显露，才令考古工作者倍感震撼。
随后在第三单元“金玉交辉”，大量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金玉文物集中展出。“这期间金器应用日趋广泛，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南北金器文化。中原地区金器以礼器、容器、带钩、佩饰为主，体现礼乐等级，北方草原金器多见人身饰件、动物纹牌饰、兵器与车马饰，风格奔放写实，西南、关中等地也出土诸多特色金器，各地文化互鉴交融，推动金器工艺日臻成熟。”展览大纲组成员陈钟介绍。
北方草原金器地域特征鲜明、遗存丰厚，在内蒙古东南部、中南部均有大量出土，鄂尔多斯高原分布尤为集中。这一时期金器数量、器型显著增多，展厅内的金带扣、金缀饰、金牌饰等服饰腰带饰件，印证了当时草原地区黄金开采与加工技艺、金器普及程度大幅提升。器物普遍以草原动物为主题，常刻画动物咬斗场景，写实与装饰性兼备，尽显北方金银器奔放雄健的独特风格。如展柜中的虎豕咬斗纹金牌饰就生动再现了猛虎扑噬野猪的瞬间画面，选取动物翻转的造型，将厮杀难解难分的瞬间定格于方寸之间，堪称草原艺术的精品。
展区内最吸引观众目光的，当属内蒙古博物院镇馆之宝鹰顶金冠饰——整体分为冠顶与额带两部分，总重1394克。冠顶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鹰首、鹰颈镶嵌两块绿松石，头尾以金丝相连，轻微晃动便可摇头摆尾，灵动鲜活。雄鹰脚下的弧形冠面由厚金片打造，饰有四组对称的狼噬羊纹样，卧姿的狼死死咬住盘角羊后肢，羊身奋力翻转。下方额带由3条绳索纹金带拼接而成，两侧浮雕虎、盘羊、马等动物，形态栩栩如生。“繁复生动的动物纹饰，既象征佩戴者至高的权力，也彰显出北方地区高超的黄金锻造技艺。”陈钟说。
百川汇流
走进第四单元“华彩纷呈”，集中展出魏晋至宋元时期文物。“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与文化大交汇的重要时期，玉器风格简约素雅、清灵温润；伴随佛教东传与多民族交流，金器焕发全新风貌。”陈钟介绍。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丝路畅通，东西方交流与民族交融空前繁荣，金银器、玉器工艺随之步入鼎盛。金银器吸收粟特、波斯等地区的造型纹饰，风格富丽华美；玉器多选用优质和田玉，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并融入丝路文化元素，尽显开放包容的时代特质。
展柜中展出的一件银丝编织的鎏金西方神祇人物连珠饰腰带，形制纹饰就和阿富汗蒂拉丘地金腰带十分相似。
两宋时期金玉器整体清雅内敛、简约含蓄。玉器多见童子、花鸟、瑞兽、山水及仿古礼器，童子形象尤为盛行，寄托着民间多子多福、吉祥顺遂的美好期许。展品中，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玉童子，由青白玉雕琢，通透光亮、抛光精良。童子叉腰立于祥云之上，衣袂飞扬、舞姿翩然，为研究玉雕技艺等提供重要实物。
辽金元时期，金玉器工艺承袭中原传统、融合北方民族风格，开创全新风貌。以春水、秋山为文化标识，善用透雕、俏色、镶嵌、复合工艺，兼顾中原礼制与草原特色，是古代金玉工艺重要的发展阶段。
展柜内的玉柄银锥、春水玉柄银刀，是复合工艺的典型器物。契丹饰品材质多样，金、玉、琥珀、水晶常搭配组合，等级特征分明。受游牧习俗影响，契丹人偏好随身佩戴贵重饰件，以此彰显身份，也寄托自身审美。“如展柜中的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项链，由琥珀珠、水晶珠、金坠串联而成，琥珀可能由波罗的海沿岸运来，鸡心、棱柱形金坠在西亚、中亚也能找到同类形制，见证了辽代与丝路沿线的物质文化交流。”陈钟说。
金玉满堂
最后一单元是明清时期的“金玉满堂”，这一时期，金玉器物成为宫廷礼仪、皇权象征、国家典制的重要物质载体，从原料开采、贡品征纳、宫廷造办到等级使用，形成一套严密制度，严格规范帝后、宗室、官员的使用规格，是我国古代金、玉礼器制度发展的集大成阶段。
展柜陈列了一组明万历帝后御用金玉文物，代表明代宫廷礼制与金玉工艺的最高水准。其中的嵌宝石金托雕万寿龙纹白玉爵杯，由金托、玉爵构成，玉爵选用新疆和田白玉雕琢，器型仿商周青铜爵。爵把雕刻成蜷曲的爬龙，龙爪紧抓爵身。金托塑造江海翻涌、仙山耸立的景象，玉爵稳坐于仙山之上。
明清时期金器盛行錾刻、累丝、点翠等工艺。伴随着对外文化交流，乾隆年间，痕都斯坦玉器传入中原，器物以薄胎水磨透雕、金丝镶嵌、异域花草纹样为鲜明特征。它是清代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推动工艺创新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有着独特地位。“展厅中有一件痕都斯坦描金花式白玉碗，以白玉为材，质地半透明，花瓣式碗口，花蕾式双耳，椭圆荷花形足，内外壁饰贴金花卉纹样，碗内壁饰贴金小鱼纹，金箔略有脱落，外壁上下缘浮雕凸齿纹与花瓣纹，腹部满饰贴金枝叶纹，工艺精湛，堪称痕都斯坦风格玉器中的精品。”云彩凤介绍。
清代金玉器物选材考究、形制丰富、雕饰繁复，熔金治玉技艺空前繁荣，攀上中国古代金玉工艺新高峰。点翠工艺也步入鼎盛，将翠羽鲜亮持久的光泽与金银细工融为一体，是清代宫廷冠饰极具代表性的工艺。
展厅尾声，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金镶玉”奖牌映入眼帘。郑承燕表示，中华金玉文化薪火相传，深刻影响当代的审美与价值理念，金象征荣光、玉喻示品德，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精神内核与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金镶玉”奖牌对古老金玉文化完成传承与创新，以金玉相融的东方意象，向世界传递了深厚的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金玉器，是中华文明的物质结晶与精神符号。自近万年前小南山玉饰肇始，至明清宫廷金玉臻于鼎盛，金玉之器在传承中守正固本，在交融中丰富内涵，在演进中升华精神配资网络配资炒股，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根脉。今日之金玉，非止于器物之华美，更在于精神之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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